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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職業教育投入經濟增長效應的實證研究  ——現實困境與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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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徐曉,女,博士研究生,鄭州大學西亞斯國際學院經濟與貿易系講師,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經濟,河南 新鄭 451150

  内容提要:利用1995-2012年的省級面闆數據對比分析地方普通高中與中等職業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發現:與普通高中教育支出相比,中等職業教育支出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較弱,且呈現出明顯的地區差異。我國中等職業教育發展中仍存在不少問題,需要不斷改革和完善。

  關 鍵 詞:中等職業教育投入 現實困境 經濟增長

  一、前言

  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已得到廣泛認同,而教育投入的增加是教育水平提高的重要保障。作為我國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等職業教育的發展影響着我國國民經濟尤其是第二、三産業所需的職業技能型人才的數量與質量,其對經濟總量增長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影響不容忽視。但由于該階段教育在我國并不屬于義務教育範疇,财政性教育經費投入十分有限,其發展規模和質量也往往被忽視,目前對于中等職業教育投入方式和投入重點也存在較大争議。鑒于此,深入分析當前中等職業教育投入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探讨該階段教育投入中存在的現實困境,對于确定當前中等職業教育階段經費投入重點,改革經費投入方式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對于教育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探讨一直是學者們理論研究的熱點問題,利用不同的計量方法和樣本,國内外學者就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與路徑得出了不同的結論。20世紀80年代,羅默和和盧卡斯先後建立和發展了新經濟增長理論,将教育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内生變量。美國經濟學家Schultz(1961)則把教育視為對人力資本的投資,通過餘值法得出了美國1929年到1957年的經濟增長有33%歸因于教育的發展的結論。Barro and Martin(1999)指出,公共教育支出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1];Benhabib & Speigel(1994)、Devarajan(1996)、Blundell(1998)以及Blankenau(2006)[2-4]等學者也都從不同角度驗證了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具體到教育發展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國内學者通過不同的計量方法,測算了我國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雖然由于樣本選取和方法的不同,所測算出的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略有差别,但大部分研究都肯定了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如範柏乃等(2005)利用1952-2003年度的國家财政預算内教育投資的數據,計算出我國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24.4%[5];譚永生(2006)借鑒C-D生産函數和Lucas人力資本模型,核算出我國1978年到2003年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貢獻為25.72%[6]。杭永寶(2007)借鑒Denison和Maddison的方法估算了1993-2004年間中國小學、初中、普通高中、中職、高職以及本科以上教育發展規模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7],郭慶旺、賈俊雪(2009)則通過構建包含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兩階段人力資本積累模型,認為中等職業技術教育支出和高等教育支出政策對地區經濟增長和人力資本溢價水平的影響總體上較為模糊[8]。

  上述研究都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但大多是對教育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總體分析,針對中等職業教育階段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貢獻的研究十分匮乏,對于該階段所包含的普通高中教育與中等職業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與路徑的對比分析也較為欠缺。本文借鑒C-D生産函數,利用1995-2012年面闆數據實證分析并對比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普通高中投入與中等職業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此基礎上探讨中等職業教育投入中存在的問題與成因,以期對現階段我國中等職業教育投入重點的确定與投入方式的選擇提供借鑒。

  二、研究設計與數據說明

  (一)計量模型設計

  “柯布-道格拉斯生産函數”(又稱C-D函數)由美國數學家柯布和經濟學家道格拉斯于20世紀20年代研究美國1899-1922年期間制造業生産中,資本和勞動要素對生産發展的影響時得出,其基本形式為:

    

  其中,Y表示産出,A為技術水平常數,L、K分别代表勞動和資本的投入量,α為資本産出彈性系數,β為勞動産出彈性系數,α>0,β>0,且α+β=1。根據人力資本理論,教育投入可以通過提高社會人力資本從而推動經濟增長,鑒于此,我們将教育投入作為一種投資形式納入分析,将生産函數中的L分解為初始勞動力

與教育投入所帶來的人力資本投入H的乘積,

    

  在此基礎上假設H為教育投入EDU的函數,

,則柯布-道格拉斯生産函數可以表示為:

    

  對該式兩邊取自然對數可得:

    

  我們将普通高中與中等職業教育投入均納入模型,以便針對性的對比評價中等職業教育投入的經濟增長效應,由此構建基本計量模型如下:

    

  其中EDUV、EDUH分别代表中等職業教育投入與普通高中教育投入水平。

可視為中等職業教育投入與普通高中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彈性系數。

  (二)變量描述與數據來源

  從數據可得性以及本文研究目的出發,選取1995-2012年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相關數據作為樣本,由于重慶1997年才設立為直轄市,為保持數據的一緻性我們将重慶市合并入四川省進行計算,而西藏相關統計數據缺失值較多,因此剔除了西藏的相關數據。模型中涉及的主要變量解釋如下:

  (1)産出變量Y,采用以1995年為基期的各省實際國内生産總值作為代理變量;

  (2)勞動投入量L以各省全部社會就業人員作為代理變量;

  (3)資本存量K,采取“永續盤存法”進行核算,基本公式為:

為t時期和t-1時期的資本存量;

為t時期的名義固定資産投資;為t時期的固定資産投資價格水平;δ為固定資産折舊率,借鑒張軍等(2004)的研究成果,按各省的固定資産投資平減指數予以折算[9]。

  (4)中等職業教育投入水平(EDUV)和普通高中教育投入水平(EDUH)分别由各省中等職業教育階段教育總經費和普通高中教育總經費作為代理變量。中等職業技術教育所包含的内容由于統計口徑的不同略有差别,2007年之前具體包括中等專業學校、中等技術學校、中等師範學校、成人中專和技工學校,2007年之後具體包含中等專業學校、職業高中、技工學校和成人中專。i、t分别代表第i個地區第t個年份,對各統計變量均取對數處理。

  由于教育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滞後性,一個人接受中等職業教育進入勞動力市場後才能對經濟增長産生影響。目前我國中等職業教育的培養周期為三年左右,而接受普通高中教育的學生畢業後一部分直接進入勞動力市場,另一部分會繼續接受高等教育後才能進入勞動力市場,高等專科教育培養周期為二年到三年,本科教育培養周期為四年,所以我們對主要的解釋變量普通高中教育投入用了比産出數據早六年的數據,對中等職業教育投入用了比産出數據早三年的數據進行回歸以更好的分析高級中等教育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本文所有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1996-2013)》、《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1996-2013)》以及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各變量統計描述如表1。

 三、中等職業教育投入經濟增長效應的實證結果及原因分析

  (一)中等職業教育投入經濟增長效應的總體分析

  本文采用面闆數據模型進行分析,通過F檢驗和Hausman檢驗印證了采用固定效應模型更為合理,同時為了消除面闆數據模型常見的異方差與序列自相關問題,這裡我們選擇跨省份殘差變量作為權數,運用廣義最小二乘法(GLS)進行估計。首先利用全樣本數據對模型(5)進行回歸分析,測算出我國普通高中和中等職業教育經費投入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見表2所示:

  對比普通高中階段和中等職業教育投入對産出增長的彈性系數可以看出,中等職業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明顯低于普通高中教育投入,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當前我國中等職業教育規模過小,在各階段教育中所占比例較低,社會、個人和政府對中等職業教育投入都微乎其微,故其對經濟的影響程度也十分有限。與義務教育階段和高等教育階段相比,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投入在各個教育層級中已然處于“低谷”地帶,而中等職業教育的發展規模和國家與個人對其投入水平又遠低于普通高中階段教育。2011年中等職業教育投入經費僅為1567.93億元,财政性投入915.55億元,而普通高中2011年教育經費投入總量為2357.03億元,其中财政性投入1382.01億元。在我國教育水平整體提高以及高等教育大衆化、高校錄取率大幅度上升的大背景下,普通高中的發展和投入規模高于中等職業教育有其合理性,但職業教育的發展規模也應與經濟增長相協調,應能夠基本滿足經濟發展和勞動就業對技能型人才的需要。我國當前職業教育發展規模過小,投入不足的現狀直接影響了勞動者尤其是制造業勞動者素質和技能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相應也較為有限。

  其二,由于當前我國中等職業教育質量不高,導緻我國中等職業教育未能真正起到優化勞動力素質和結構的作用,這也直接制約了中等職業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從教育形式和特點上看,職業教育由于實踐性較強,需要教師更有針對性的指導,因此對教師數量和質量的要求都相應較高。但2011年我國普通高中的生師比為15.77,而職業高中的生師比為21.59,普通中專的生師比為31.53,中等職業教育的生師比是所有教育階段最高的,專職教師中擁有高級職稱的僅占22%左右,具有碩士及以上學曆者僅為4.54%左右,這也從側面反映了我國中等職業教育目前的發展質量不高的現實。從教育設施的配置上看,中等職業教育的職業性和實踐性需要高質量的教學設施,其對教學設備和場地的需求都高于其他類型的教育階段,目前中等職業教育投入過少無法保證其所需的基本教學條件。2010年中等職業教育當年新增固定資産投資為186.77億元,同期普通中學新增投資為1007.55億元,教育總投資為2791.39億元,中等職業教育當年新增固定資産投資數額僅占各教育總投資的6.69%。中等職業教育師資整體數量不足,質量不高,基礎設施投入不足使我國中等職業教育畢業生往往并未掌握本領域較為先進的技能,影響了其在勞動力市場上競争力的提高和人力資本的增加。

  其三,中等職業教育專業結構設置不合理,與經濟發展和産業結構升級對中等職業技術人才的需求不協調。從我國當前經濟發展階段和三次産業所占比重上看,雖然近年來我國第三産業得到快速發展,但第二産業尤其是工業對我國經濟的貢獻率仍是首位,中等職業教育的發展理應與産業結構相協調。然而從目前我國中等職業教育的專業設置和畢業生專業分布上看,卻并非如此。根據教育部《中等職業學校專業目錄》(2010修訂版),目前我國中等職業技術學校專業共18個大類,其中農林牧漁類屬于第一産業,資源環境、能源與新能源、土木水利、加工制造、石油化工、輕紡食品六個專業大類屬于第二産業,交通運輸類、信息技術類、醫藥衛生類、休閑保健類、财經商貿類、旅遊服務類、文化藝術類、體育與健身、教育類、司法服務類以及公共管理與服務類11個專業大類可以歸為第三産業,實踐中由于加工制造、石油化工、能源環境等專業往往需要大量前期投資,對教學設備、基礎設施要求較高,因此很多中等職業學校尤其是民辦中等職業學校出于利益驅使,産生“短視效應”,往往會優先設置和發展如财經商貿、信息技術、司法服務等對教育基礎設施設備要求不高,投資少、見效快的專業,從而使得中等職業教育的發展與實際需求嚴重偏離,也造成了中等職業教育對産出貢獻較低。2010年我國中等職業教育畢業生中專業屬于第二産業畢業生僅為34.72%,第三産業的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人數高達64.78%,而畢業生人數最多的專業集中于信息技術類和财經商貿類,分别占當年畢業生總人數的23.84%和11.23%,不僅導緻工業、制造業發展所需要的技能型人才十分匮乏,而且與高等教育和高等職業教育專業設置重疊嚴重,從而影響了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就業及中等職業教育對勞動力素質和生産率提高的作用發揮。

  (二)三大區域中等職業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分析

  由于我國東、中、西部無論是經濟增長還是教育發展不平衡性都十分明顯,因此我們分别以東、中、西部各省數據為子樣本對模型(5)進行回歸分析,分别研究我國三大區域高級中等教育投入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以更好的對比其中的差異性,具體來說,東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甯、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包括内蒙古、廣西、重慶、貴州、雲南、陝西、甘肅、青海、甯夏、新疆。從表2列出的東、中、西部普通高中與中等職業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可見,普通高中教育投入的産出彈性系數在東、中、西部均高于中等職業教育,與之前分析的結果一緻。中部地區中等職業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最為明顯,西部地區次之,東部地區中等職業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不顯著。可能的原因有二:

  第一,職業學校在1999年取消“包分配”的計劃招生模式後,其吸引力日趨減弱,很多中等職業學校普遍存在“招生難”問題。這種現象在東部地區更為明顯,由于東部地區經濟普遍較為發達,高考錄取率也相對較高,高等教育的發展對中等職業教育形成的沖擊更大,選擇進入中等職業學校學習的學生比例很低,因此地方政府、社會和家庭對其投入更少,重視程度更低,教育支出對經濟的促進作用更多地體現在高等教育支出上,這與陳晉玲(2013)、劉新榮(2013)等學者的研究結論一緻[10][11];而中西部地區,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農村,由于基礎教育階段教學質量不如發達地區,普通高中的錄取率與發達地區相比仍有差距,很多就讀于非重點高中的學生畢業之後進入高等院校的比率非常低,相比較而言接受中等職業教育所帶來的易就業、成本低的好處吸引力更大,因此中等職業教育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地方政府和社會對其重視程度相應的高于東部地區。

  第二,中部地區高級中等教育發展帶來的人力資本的增長更能夠适應中部經濟增長的需要。各層次教育水平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既與各地區對該層次的教育重視程度和發展規模有關,也與地區的産業結構狀況有關,該層次教育與地區産業結構的協調性直接影響着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尤其是對于職業教育這種實踐性、時效性更強的教育形式來說,這種現象更為明顯。一般來說,随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第二産業、第三産業所占比重會逐步增加,對勞動者的教育程度要求也就越高。英國經濟學家C.克拉克運用計量方法比較分析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就業人口在三次産業中分布的變動趨勢,認為随着經濟的發展,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力首先由第一産業向第二産業轉移,當人均國民收入進一步提高時,勞動力便向第三産業移動,即“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我國東部地區産業結構升級進程加快,中西部地區成為承接東部地區産業轉移的重要地帶。很多處于産業鍊中低端,盈利能力較弱的勞動密集型産業,正加快向中部地區轉移,如紡織服裝業、農産品加工、化工、家電制造、汽車零部件産業等。這就需要大批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質的熟悉某種技能或在通過短期培訓就能夠掌握實踐操作技能的勞動者,高級中等階段教育無疑十分契合中部地區承接産業轉移的人才需求和産業結構的特點,該階段教育投入對經濟的影響程度在中部地區較為突出也就不足為奇。

  四、提高中等職業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政策建議

  由于近年來我國中等職業教育發展規模過小、家庭、社會和政府對其投入不足、教育質量不高、專業結構設置不合理等問題的存在,導緻我國中等職業教育與經濟發展和産業結構升級對中等職業技術人才的需求不協調,未能真正起到優化勞動力素質和結構的作用,因此中等職業教育投入對經濟的貢獻程度低于普通高中階段投入。相比較而言中等職業教育更加契合中部地區承接産業轉移的人才需求和産業結構的特點,更能夠适應中部地區經濟增長的需要。鑒于此,我們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加大投入總量,明确投入重點。在高等教育大衆化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尤其是高職高專教育規模的擴大,勢必對中等職業教育形成一定的沖擊,普通高中階段教育投入一定程度上高于中等職業教育投入有其合理性,但由于中等職業教育的發展影響着我國國民經濟尤其是第二、三産業所需的職業技能型人才的數量與質量,其發展也應能基本滿足社會對中等技能型人才的需要,因此針對其發展規模過小,且社會和家庭投入意願較低的現狀,政府應适度加大對中等職業教育的投入力度,重點加大對中西部農村和貧困地區生源的财政補貼力度。

  第二,優化專業設置,提高投入效率。中等職業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高,很大程度上歸因于其教育質量不高,專業設置不能契合地區産業結構和經濟發展的需求,中等職業教育專業設置與地區産業結構和經濟發展需求無法很好的匹配,所培養的畢業生不能滿足經濟發展對中等技能型人才的要求。因此,在重投入的同時,更應該重質量的提高。對于中等職業技術學校政府應加大教育教學設施、實訓場地等方面的投入,重視師資培訓,同時根據地區産業發展需求和産業結構特點調整中等職業教育的專業設置。中西部地區在積極承接産業轉移的過程中,更應重視中等職業教育的作用,提高中等職業教育發展與産業結構調整的協調程度。

  第三,改革投入方式,均衡教育資源配置。由于中等職業教育階段并非義務教育,教育成本由家庭和政府分擔,因此選擇合理、有效、公平的資源配置方式,明确各級政府的投入責任十分必要。對于東部地區和中西部經濟發達地區,由縣、市級政府承擔中等職業教育經費投入責任,省級政府統籌安排本省教育經費,實施區域内中等職業學校的均等化撥款;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地方财力相對薄弱,單純依靠縣級政府投入勢必造成投入不足和差異過大,可由省級政府作為承擔中等職業教育經費責任主體,中央政府承擔均衡省際間支出能力的責任。對于經濟特别落後的地區,應提高中等職業教育階段教育經費中中央财政所占比例,發揮中央政府的主導作用。

  參考文獻:

  [1]Barro,R.J.and X.Sala-i-Martin,1999,Economic Growth,MIT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

  [2]Blankenau,Simpson,and M.Tomljanovich,2006,Public Education Expenditures,Taxation and Growth:"Linking Data to Theor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s and Proceedings: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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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Devarajan,S.,Swaroop,V.,and Heng-fu Zou,1996,"The Composi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37.

  [5]範伯乃,來雄祥.中國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研究[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07):52-59.

  [6]譚永生.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資本的計量及其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的實證研究[J].教育與經濟,2006,(01):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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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郭慶旺,賈俊雪.公共教育政策、經濟增長與人力資本溢價[J].經濟研究,2009,(2):22-35.

  [9]張軍,吳桂英,張吉鵬.中國省際物質資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經濟研究,2004,(10):35-44.

  [10]陳晉玲.教育層次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基于2000-2011年面闆數據分析[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5):16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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